【qq群情侣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惠州城四大建设工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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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情侣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惠州城四大建设工程(2)

进入民国后,因战祸连续不断,水东街的店铺显得残破简陋,不适应日益壮大的商业需求。为此,1928年惠州国民政府拟 《惠阳呈报改良惠城建筑章程案》,报省国民政府,提出成立 “惠阳改良街道委员会”,对县城水东街和府城十字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改良,兴建骑楼。其中水东街的改良方案拟定马路扩宽至30英尺,两旁人行道及骑楼各8英尺(包外柱);檐口高度从地面至骑楼底以15英尺为限,只许增高,不许减低;店面、骑楼及人行道、马路等项建筑费用,由业、店客各出一半。惠阳改良水东街的 《惠城建筑章程案》报上,广东省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日以建字第408号文下达指令:“改良惠城建筑章程,经由改良街道委员会呈报东区善后公署,核准布告,依章办理。”就这样,在短短几年间,将县城水东街建成了一条700多米长、具有岭南风格的骑楼街,街道两旁一幢幢 “长了脚”的房子架在半空,上居下铺,前铺后居,好睇好用,成为惠州城市街景的显著特色。

兴建东新大桥

  惠州府城和县城,被西枝江相隔,入宋后两城交通只靠一座浮桥。浮桥始建于北宋苏轼寓惠期间,是由数十条木船用铁索联起,上架木排板行人,随水涨落,便用了九百多年。但一旦洪水暴涨,浮桥就会被冲断,两岸交通受阻,形成“一水隔天涯”。为了彻底解决惠州府县两城交通,方便府县两城居民生活,上世纪30年代当地商会和民间团体成立了“东新桥筹建委员会”,向当地人士、商店和海外侨胞募捐,共筹集了筑桥经费20万元,于1932年聘请厦门留美建筑工程师林荣森,为东新桥设计建筑图纸。但因该桥设计技术复杂,招标结果最低的标价是21万元,超出了东路公路处估价,大桥建筑被搁拖延了两年。

1936年,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惠州地方当政者亦急起来,公推当地有实力的军人到广州向省建设厅厅长力争,得到厅长林云陔(省长兼建设厅长)同意,并由林云陔和陈济棠亲笔在合约上签名,责成东路公路处促成其事。至1937年,省建设厅委任原设计工程师唐锡畴负责监理,筑桥工程又恢复进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建桥工程仍然坚持下去。到1938年初夏洪水期前,建桥工程全部完成。但东新桥完工不到半年,日军大亚湾登陆,惠州第一次沦陷。待日军退出惠州时,把新筑的东新桥炸毁。1945年抗战结束后,惠州人民在断桥残存的基础上,用竹木材料搭成一座人行桥维持两城交通。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将修复东新桥提到议事日程。1950年秋,地方政府仍聘请唐锡畴为修复东新桥的工程师,重新进行测量、设计、绘图和招商投标承建。修建工程从1951年开始,至1953年完工。在东新桥重新开放通车典礼上,惠州人民赠给唐工程师以“热心建设”的金质奖章,留作纪念。

建设中山纪念堂

  惠州中山纪念堂所在地梌山,原是隋唐至明清的衙署,东江流域行政中心,辛亥革命时被毁,1920年辟为惠州第一公园。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惠州郑士良、邓子瑜等仁人志士及东江会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在惠州组织发动反清的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在惠州打响了国民革命第一枪。辛亥革命惠州光复和民国成立后,因孙中山与陈炯明发生政治分岐,于1923年和1924年二次组织滇桂联军,出兵东江讨伐陈炯明,先后6次亲赴惠州前线指挥战斗。1925年3月,在国民革命军获得第一次东征节节胜利之际,孙中山在北京泯然逝世。

惠州人为纪念孙中山,1928年将惠州第一公园改为“中山公园”,并在公园内兴建一座四角形的中山纪念亭。同时将中山公园南面形成十字交叉的大东门、万石坊、打石街、四排楼四条街道,分别改为中山东路、中山南路,中西路和中山北路。1936年,在国民党惠州驻军邓龙光师长倡议下,又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纪念亭原址,扩建为中山纪念堂。由邓龙光师长筹拨建筑费2万元,又向惠州各界劝募万余元,再由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黄公柱(惠州人,晚清革命烈士秋瑾女婿)主其事。兴建工程于1937年春开工,不久建筑资金出现缺口,再向省军政各长官及本区各县再募万元续成之,时为1938年春。建成后的中山纪念堂,坐北向南,通面阔36.6米,通进深25米,高16.5米,面积900多平方米,由黄公柱为“中山纪念堂”四字题额,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特派员兼委员长丘誉为之作《惠州中山纪念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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