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224条】交通运输市场规制的实践:行政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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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224条】交通运输市场规制的实践:行政约谈

交通运输市场规制,既包含行业主管部门所主导的直接规制,也包含国家其他部门所主导的间接规制。无论是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都存在一种新型的规制手段:行政约谈行政约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规制,具有用行政手段调和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的功能。在西方的市场规制框架下,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都会尽量导入到司法渠道。这固然是市场规制的基本逻辑,但这样的市场规制体系需要长期的磨合确定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并通过法律法规和明确的规则体系予以显性化。而且,这样的市场规制需要发达的司法体系作为支撑,背后是繁杂的诉讼程序和天量的诉讼费。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法律法规很难与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相匹配,新经济新模式又在不断推动行业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在法律法规难以做到与时俱进时,一些临时性的、柔性的市场规制手段就成为必要。

1、行政约谈的内涵

贾燕飞在其文章“我国行政约谈制度及其规范化构建”中,给出了行政约谈的概念界定:行政约谈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针对相对人可能存在或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采取调查了解、申明立场、讲解法律、宣传教育、给予指导、提出警示等方式,对其事前预防或予以纠正的新型行政行为。行政约谈作为一种积极行政,有别于行政处罚等传统的行政行为,本质上是沟通谈话而非训斥处罚,具有预防性、针对性和人性化的特点,既体现了行政机关以人为本的和谐执法理念,又促使行政管理由“事后惩罚”转向“事前预防”,避免违法行为进一步升级扩大。

行政约谈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不同于行政指导中的“利益诱导”,行政合同中的“民事权利义务”,行政约谈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警示劝告”、“行政权利义务”,因具有区别于二者的特征可将其独立归为一种行政行为。与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不同,行政约谈不具有强制性,主要采取建议、劝告、告诫等方式,谋求相对人的主动协助与配合,自觉服从行政意志,从而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

行政约谈可归类于柔性的行政管理手段,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可以说,这种操作上的柔性既符合民主行政的基本要求,又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举措,故而在确保行政管理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行政约谈的方式,减少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强制性行政行为的适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行政约谈具有一定的优势。

首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约谈中,行政主体通过允许、鼓励行政相对人以及利害相关人参与行政活动过程,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执法的可接受性,也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执法的效率,降低了行政执法成本。

其次,推动行政民主,促进双方平衡。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相对人享有“不服则不从”的权利,可以意思自治、自由选择,乃至于直接影响改变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某些行政主张、决定。也就是说,由于行政约谈不带命令性或强制性,行政机关不得将自己主观意志强加于相对人,逼迫其接受约谈内容,而只能采取对话、沟通、劝诫、说服等方式,在充分尊重相对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谋求并取得相对人同意从而达到一定的行政目的。

最后,实现行政法治,转变执法理念。政府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但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元化的今天,许多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法律漏洞乃至立法空白,致使诸多行政执法活动欠缺法律依据而呈现出违法状态,不过行政约谈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实践需求与违法行政两者之间的张力,促成行政目标与行政法治的实现。

行政约谈引入协商、平等、参与等元素,从刚性、单方、对抗的管制理念转向为柔性、双方、配合的服务理念,既彰显了民主、协商、沟通、合作的法治价值,又反映了独立、平等、尊重、信任的人文精神。

2、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所主导的约谈案例

8月24日,浙江省温州市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途中被害,从警方公布的情况看,滴滴公司在此次恶性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8月26日下午,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运输、公安部门,针对上述事件,对滴滴公司开展联合约谈,责令其立即对顺风车业务进行全面整改,加快推进合规化进程,严守安全底线,切实落实承运人安全稳定管理主体责任,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和合法权益,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整改情况。

交通运输部要求滴滴公司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切实改变承诺多、整改少的工作方式,加强整改,规范经营,切实保障乘客安全和社会稳定。一要严守安全底线;二要对顺风车业务进行全面整改;三要落实承运人安全稳定管理主体责任;四要严格依法依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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